中国民营企业近几十年快速发展，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产品影响力。但纵观全球市场，虽然中国民企发展速度惊人，但却缺少了如海尔、华为、联想一样走向国际商业市场的大型民营企业。民企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利的政策支持，使得不少企业在面临金融危机时岌岌可危。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价格低廉且技能熟练的工人，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却没有凭借本土市场的巨大潜力而取得高速发展。很多销往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很少是由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

“中国制造”之伤

规模是衡量企业成长潜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比发现，尽管印度的经济总量不到中国的1/2，并且增长率较低，但印度目前已拥有许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韩国与印度情况相似。韩国的经济起飞于上世纪60-80年代。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很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比如现代汽车和三星电子。

中国创造了从1978年至今30多年的“经济奇迹”，却几乎未能产生具有类似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集团。几乎所有中国大型企业都是国企，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大企业，主要原因在于被赋予了垄断地位。简言之，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起飞。

尽管政府的目标不是也不应该是企业规模，无论经济增长是由众多中小企业推动，还是由少数的大企业独木擎天，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本身在增长。但是，在中国，为什么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却无法产生出有竞争力的企业？问题出在中国经济体系的低效上。

首先，中国的商品和资本市场都很不完善，而且在30多年的改革之后日益零散。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在政府对高速公路、机场货运设施和铁路进行大量投资的同时，同期货物运输的平均距离却缩短了。零散的市场使得中国企业难以扩展到本地之外，更难以成长为有规模的企业。

其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分配巨大的储蓄资产方面异常低效。金融体系将自己的信贷资产和投资分配到低效领域——国有企业，并且拒绝了民营企业的信贷需求，其结果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没有形成竞争力。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本文最开始的观点，即为什么中国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各地的市场，但这些商品却并不是由中国的本土企业制造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的本土企业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外国企业发现，在中国投资和生产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它们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更加有效，而且对市场机会的反应速度也更快。

中国企业的情况却是：国有企业并不担心自己的效率，而且缺乏市场意识；民营企业虽然具有较好的“软件”，却往往受制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而难以扩大投资。

大型民企之缺

毫无疑问，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速度是惊人的。

20世纪80年代，集体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成长非常迅速。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经济学家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肯定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业绩。数字表明，在1978-1992年，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方面所占的比重从22.4%上升为51.7%。

然而，如果我们再从微观层次上去观察，就会看到不同的情形：民营企业比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新兴民营企业的增加，而不是现有民营企业的成长。数量增加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一个孩子的降临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能够健康成长一样，民营企业的快速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会出现。要想培育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就必须具有高效的金融体系、明晰的产权结构和保护民营企业的制度环境。

在中国所有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最有机会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但事实是，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在某些行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却没有产生几个真正由中国人自己掌控的世界级民营企业。单个民营企业的规模之所以都不大，很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系对这些民营企业的成长存在实质性的限制。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规模都只有几百万元，相当于北京或者上海市区一套普通住宅的市值。民营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个体经济，这些个体经济主要由业主自行经营，并不大规模雇用员工。从整体上看，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在从事小规模的第三产业，比如餐饮和小型零售业。从数量上看，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小型的从事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占到民营企业总数的56%。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民营企业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极小。

除了企业规模外，其他指标也披露了同一事实。国际金融公司(IFC)对中国民营经济部门所作的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规范性。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所有和经营，并故意把自己搞得不透明，经常有三套会计资料：一套给政府看，一套给银行看，一套给自己看。这些民营企业的真实地位往往与法律地位不一致，并经常转移自己的业务重心。与其他国家的民营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过分依赖内部融资，很少能够活过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创阶段。

所有这些特点，要么是在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要么是这种权宜之计所造成的后果。民营企业家经常不得不将他们的企业登记为集体制（被称为“红帽子”），以获得专属于国家控股企业的市场和金融资源；为了避免制度风险，民营企业必须多元化发展；尽管中国的金融资源很丰富，但由于民营企业得不到支持，因此它们不得不依赖内部融资；由于无法获得上市名额，家族所有制就成了解决委托和代理难题的少数手段之一。

不利的商业环境阻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到2010年,中国大陆企业进入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名单的数量为44家，但其中除沙钢和华为外，其余均为央企。而印度企业的情况却是，2010年印度企业只有8家进入500强，在总体规模上虽然落后于中国，却包括三家民营企业——塔塔钢铁、塔塔汽车和信诚工业，而且印度上榜民企年销售收入也高于中国民企。

当然，塔塔集团的历史要长得多，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印度也有一些历史不长，但是却在不断发展的企业，例如Infosys公司。或许有人会认为，由于塔塔集团是综合性的商业集团，因此它自然比通常经营单一业务的中国民营企业规模更大。但是，如果说综合性的商业集团在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发展壮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未能发展成这种模式？

中印之间的这种差异值得深思，因为从大环境上来说，中国比印度有更大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两倍多；由于政策的支持，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硬环境”更优越。

民企成长之秘

衡量改革成效的一个关键指标，是私有经济部门的蓬勃发展。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目前远远落后。

在最近几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并且鼓励民营企业兼并收购小型国有企业。但是在改革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民营经济部门总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质疑，而且被困扰于严厉的管制和金融支持方面的歧视。结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潜力，民营企业这种最具有企业家驱动和市场驱动特征的企业形式，在发展程度上却远远落后。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对跨国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基地，中国自己却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虽然少数一些企业，如海尔、华为和联想，近年来走向了世界商业舞台，但这类企业非常少。另外，这些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反之，那些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企业却没有一家成功。

改革滞后的另一个表现是，外国投资者所遇到的很多障碍在过去的20年中都消除了(中国为了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些障碍还会进一步消除)，而国内投资者仍然遇到很多方面的投资障碍。政府的各级官员都热衷于会见外国投资者，国内私人投资者却仍然会遇到法律和金融体系方面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近年来虽然大大弱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国内资本的流动。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追求外资的增长，国内经济发展效率就会取得实质性进步。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只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长期来看，一个良好的国内商品和资本市场应该比国外市场更重要。

目前，在很多方面，印度还无法与中国相比，但有一个例外：印度对自己的民营企业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歧视。因此，印度目前就已经有几家由印度人控制和管理的世界级企业：在软件领域，Infosys公司和Wipro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低成本但质量很高的产品和服务；在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Cipla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公司和Biocon公司的某些产品可以直接对抗跨国企业，并且已经开始逐步赢得这场激烈的竞争。

印度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里昂证券的一项关于新兴市场公司治理的研究，在2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9位，而印度排名第6位。另外，尽管印度的增长率只有中国的80%，但印度是在储蓄率只有大约中国的一半和外商直接投资不足中国1/10的情况下达到这一增速的。这表明，印度对资本的使用更加有效。

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直接投资不够多，而在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解决体制的内在扭曲，民营企业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尚未形成。